主页 > 野史秘闻 >在上海分不清哪里是租界,哪里是中国地界?很简单教你如何区分!
2019年02月14日

在上海分不清哪里是租界,哪里是中国地界?很简单教你如何区分!

  上海在整个近代中国的地位是独特的,如果说近代中国确实在经历着“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的话,那么,上海无疑是这种剧烈变化的第一站。作为通商口岸城市,上海和内地的风气相差,已足以形成两个不同的“世界”,罗志田引用内陆省份山西举人刘大鹏的说法加以描述:“中国渐成洋世界”,而这“洋”世界,最先也是最集中地反映在上海的城市发展和文学想象中。1842年,上海开埠,自此它的命运变得颇为耐人寻味:它是东西方两个世界的相遇点,也是两种文明的碰撞之处。很快,它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,在与西方的不断接触中,重新塑造自己的城市面貌。
  当同乡好友向《新上海》的叙事者陆士谔提出“来上海逛一回子”的要求时,陆士谔回信说:“上海时髦世界,似吾兄这样古道,恐未必相宜”。在陆士谔看来,“不慕荣利,不求闻达”的中国传统士人与上海的现代气质格格不入,果然,他这位好友在上海游历一番之后,“气也气死了”,只好逃回家乡。(《新上海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)而《文明小史》里的劳航芥,一位香港开业的华人律师,应聘到安徽当官,却偏偏要在上海停留几天,因为“中国地方,只有上海经过外国人一番陶育,还有点文明气象;过此以往,一入内地,但是野蛮所居,这种好世界是没了”。(《文明小史》,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,P366)按照清人孙宝瑄的说法,上海周边内地城市与上海的风气差别,几乎达到五十年之久,而内地北方与上海的差异,足足有一百年。(《忘山庐日记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,P352)
  李欧梵在他的著作中以“摩登”来标识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性,“上海摩登”的面相相当丰富,在他看来,标志着西方霸权的建筑在这里层出不穷:银行和办公大楼、饭店、教堂、俱乐部、电影院、咖啡馆、餐馆、豪华公寓及跑马场等等,“它们不仅在地理上是一种标记,而且也是西方物质文明的具体象征,象征着几乎一个世纪的中西接触所留下的印记和变化”。(《上海摩登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第6页)这种亲密接触对文学的影响显而易见,“城市体验”成为这个城市作家的文学母题之一。有意味的是,为这些精彩的城市文本提供最基础的物质依托的——现代印刷术和近现代出版业、传媒业,也是西方文明所赐。
  清末民初,如果你是一个外地的游客,第一次来到上海,当地亲友为你安排的节目中必定包含以下几项:吃西餐、逛租界、坐马车,时间凑巧的话,看水龙会(“西人水龙会每年夏秋间举行一次,是夜齐集浦滩,各水龙排定次序,居前者为灭火龙……”《沪游杂记》)和赛马会也必不可少。这些旅游项目都是典型的“西洋景”,当一个上海人带着外地人游走于这些西洋景之间时,他要突出的无非是上海的“独特之处”——这个城市和内陆城市的不同。《海天鸿雪记》的开头,便给了这城市一个正面的全景:“上海一埠,自从通商以来,世界繁华,日新月盛,北自杨树浦,南至十六铺,沿着黄浦江,岸上的煤气灯、电灯,夜间望去,竟是一条火龙一般。”
  晚清上海小说中对租界的描写心态复杂,一方面租界的存在本身便是中国的屈辱;而另一方面,晚清不少文人在小说中表述出的,还有对西洋人治理租界、维护城市秩序等能力的由衷赞叹。在《人海潮》里,当一个人向朋友抱怨说,他到上海一个多月,仍然分不清哪里是租界,哪里是中国地界时,朋友告诉他:瞎子乞丐都知道得清清楚楚,“一脚高一脚低的地方,总是中国地界;平平坦坦的道路,总是外国租界。”(《人海潮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,P306)陆士谔认为这一点正反映出中国与西方不同的特性,他在《新上海》与《最近官场秘密史》里反复申说:外国人眼光长远,经常修理马路,因为“钱也省,路也平,行人也便当”,而中国人只知道热门彩票app大全,不晓得修理,目光短浅,不仅修路如此,各项事业都这样。
  即使是那位刚从内地来的好友梅伯,目睹上海的美好风光,也不禁“心旷神怡”,但是问题马上来了:江边排着几只公椅,梅伯想去坐着看看江景,上海朋友却告诉他:这些椅子是租界当局置办的,任何国家的人都可以坐,只有中国人不能坐,而且,“上海凡公众游散的地方,像公家花园、跑马场,他国人都可以自由出入,只有中国人则画若鸿沟,不能越雷池儿一步。就是各洋行的门,中国人也不能从正门里出入的,只好在后门进出呢。”(《新上海》,P56)在此,租界作为西方形象的代表,在上海通俗小说中的两面性完全展露:它是进步的,文明的,却不是为中国人准备的,它是在中国的“另一个世界”。